25日，一年一度的广东省省长与专家座谈会在广州召开，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等7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围绕“广东建立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与发展模式”主题积极建言献策。

专家学者们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广东以敢为人先的精神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奇迹。随着中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以创新驱动发展为核心战略的广东，必须再接再厉，大力改革完善创新体制机制，破除阻碍创新发展的矛盾和问题，打造区域创新体系，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率先形成创新型经济体系。

构建区域开放型创新体系

全面系统构建区域开放型创新体系，是建立创新型经济体系与发展模式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院士认为，广东已经突破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关键拐点，创新已成为推动可持续成长的唯一选择。广东要注重创新的系统性，形成从指标到路径到措施的完整链条，通过产品、工艺、模式和组织方式创新，采取增加资本积累、促进人才流动、密切与世界创新中心联系、营造创新氛围等措施，打造区域创新体系。

“广东要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来引进高端的产业活动、高端的生产要素、更加先进的技术，包括制造业、服务业，提升广东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研究员为广东支招。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昌林研究员提出，目前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突破各种认识误区，克服评价标准的片面性，着力建立一套包括全要素生产率、R&D投入占比、知识密集产业占比、专利数量等在内的更加全面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发挥对创新的“风向标”和“指挥棒”作用。

改革完善创新体制机制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春法研究员认为，创新能力主要是一种制度能力，拥有良好的体制机制才能让各类创新主体充分发挥各自功能。对于广东来讲，要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当前最紧迫、最根本的就是要改革完善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破除阻碍创新发展的矛盾和问题，让企业、科研机构、科技人才等各归其位。要建立利益分享机制，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

在推动创新中，政府与市场关系如何处理，各自怎样发挥好作用，是专家们发言的焦点。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教授以剖析美国特斯拉公司创新发展的案例，为我们政府在市场创新中应当做什么、不应做什么、如何营造环境打开了思路，提供了指引。他认为政府不应直接扶持产业，这种“越位”会导致“扶持指数”越高的行业产能过剩越严重，政府主要是加强对应用型技术知识产权保护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健全金融资本对产业成长发展的支撑体系，创造普惠、公平、平等的竞争环境。

强化创新型企业主体地位

企业无疑是重要的创新主体，来自华为的黄卫伟有发言权，他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高级管理顾问、首席管理科学家。黄卫伟说，创新主体是站在市场最前沿的企业，只有强化企业的创新发动机作用，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才能真正提升创新意识和能力。黄卫伟认为，华为20多年来坚定不移推动技术创新与管理变革“双轮驱动”，持续管理变革与技术创新形成良性互动，才使企业获得了强劲发展的源头活水，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

创新型企业最渴求高素质人才。中山大学校长罗俊院士认为，建立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最关键的因素是人才，越是高端人才，其流动性越强，全球化程度也就越高。要加快启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建设高水平大学，加大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同时加大引进培育高端人才的力度，重点是国外一线科技人员、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专业化的政府管理人才，为发展创新型经济形成更宏大的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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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济

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

发展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众多主要经济指标名列世界前列。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规模大而不强，增速很快但快而不优。主要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根本出路在于创新驱动发展。

创新驱动战略重点在制造业、难点在制造业、弱点也在制造业。因此，我们要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发展实体经济，建设有全球竞争优势的先进制造产业基地。

制造业还是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主战场。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比如，美国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70%以上，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达到了65%以上，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在制造业，因此，践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在于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

广东重点应放在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必须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也就是发展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现代服务业。

　　隆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

扩大开放提高广东在全球分工的地位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我们要提升中国在全球分工的地位，这也与国内寻求经济增长新动力高度一致。作为开放型经济比较发达的广东，要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来引进高端的产业活动、高端的生产要素、更加先进的技术，包括制造业、服务业，提升广东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

由于长期实行进口替代政策，在中国，许多资本密集型或者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中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即保护过度、保护时间太长等，导致创新动力不足。以汽车产业为例，中国的汽车产业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起步了，韩国是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做轿车，但韩国轿车在全球的竞争力已不可忽视。我们仍然依靠着高度的保护政策，虽然汽车产量、产业规模已经很大，但是国际竞争力还是很弱。

中国劳动力成本已经提高，未来5年、10年还将继续大幅度上升，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已经受到严峻挑战。劳动密集型产业本身也有一个转型升级的过程：一方面要维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把原来靠低成本变成靠质量、靠技术、靠品牌、靠服务；另一方面，要加大开放力度，要提高中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从哪儿来？要靠改革，要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深化落后行业的改革；靠开放来促改革，要将进口替代发展的理念换成开放发展的理念。

　　白重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白重恩：

国企对创新失败者的宽容度需提高

创建于2003年的特斯拉电动汽车公司（Tesla Motors）无疑是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高科技企业。而它也负债多年，直到2013年一季度才实现盈利，其发展历程可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创新的生态环境。

首先，政府要营造一个有利于优胜劣汰的良好竞争环境，比如对于有创造性的企业，可适当降低进入门槛，要让它很容易就能进入市场，否则可能会给它带来创造性毁灭。在这方面，政府有了不少措施，比如简政放权，但应该要做更多的努力。

其次，对创新失败者我们要有宽容的态度，不允许失败就很难有创新，比如特斯拉接近破产，但仍然得到注资。我们尤其需要提高国有企业对于创新失败者的宽容程度。

此外，政府要加大对科学进步和关键技术进步的投入，推动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对应用型技术的知识产权要适当保护，对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提供更强的激励。

当然还要建立有利于创新的金融体系。比如特斯拉虽然没有盈利，但依然可以上市，也就是说上市的渠道要畅通，要更多地依赖市场。

　　王春法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春法：

要有育才引才政策，更要有用才政策

根据迈克尔·波特的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要经历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个阶段。总体判断，广东已突破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关键拐点，进入创新驱动发展深入推进阶段。

创新发展的最重要指标不是更高的GDP，而是更多的企业、更好的企业、更有持续发展能力的企业，让人们有更多优质高薪就业岗位。因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有无创新能力，既取决于它的科学技术基础设施、人才资源的规模与结构以及科学技术研究水平，同时也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市场发育程度以及相关制度安排，而广东在这些方面的发展都达到了一定程度。

制度安排跟政策并不一样，持续频繁的政策调整不利于创新发展，因此，我们要给企业家们一个较为稳定的政策预期，要把政策优势转变为制度优势。

除了良好的制度安排，人才在创新驱动发展中亦是重中之重，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有人才有创新活动。

因此，要让科技人才流动起来。而要让人才流动发挥作用，既要有育才引才政策，更要有用才政策，让人才政策与干部政策脱钩。目前，引才重点应该是国外一线科技人员、战略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专业化的政府管理人才。

　　罗俊

中山大学校长罗俊：

建“中大国际创新谷”引人才前来创业

中山大学主要通过两个方面的工作，为创新驱动发展输送高水平的人才。一个方面是加强自身师资队伍的建设。考虑到年轻教师入职后遇到的科研、家庭等压力，我们采取了聘任专职研究人员的措施，希望通过招聘大量的专职研究人员，建立起一个人才“蓄水池”，不要求这批年轻人承担教学任务，而是一心一意地从事科学研究。

在人才引进方面，去年我校做了一些探索：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人才发展办公室，专门负责高端人才的引进，原来的人力资源处则主管常规的人才引进。提出教师的分类评价，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从事不同工作的教师。提出要确立“重师德、重能力、重贡献”的教师评价体系。

第二方面是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提出了“德才兼备、领袖气质、家国情怀”12个字的人才培养目标。

同时，为了对接国家和广东的重要产业，推进学校科技成果的转化输出，广州市委托中大来管理广州国家级计算广东中心，即“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学校希望依托中山大学与卡耐基梅隆大学的科研合作平台对接广东电子信息产业，以此来服务珠三角地区创新驱动发展需求。

另外，中大目前正与广州市共同谋划建设“中大国际创新谷”，打造关键技术的研发中心、技术成果的转化中心以及科技企业孵化器等一系列创新平台。我们希望广州地区的其他大学的毕业生以及海内外青年人才都可以汇聚到这里来创业。这就是中大国际创新谷最基本的内涵。

　　王昌林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昌林：

技术发明要创造新的价值才是创新

按照发明专利数量来评价，现在我国发明专利数量已跃居世界第一，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创新能力超过美国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们必须要把握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与发展模式的科学内涵，必须要把握创新的本质要求，同时对现有评价指标进行较大的调整和重构。

那么，什么是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与发展模式？我认为，这是指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等因素推动，而不是靠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数量投入推动。

当前对创新认识存在几个误区，其中之一就是把创新简单等同于科技，现在，有人认为，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就是创新，甚至写一篇论文也是创新。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

应该看到，科学研究、技术发明是创新的重要源泉，是技术创新的基础。但创新和科研是有区别的，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探寻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并不一定具有明确的经济目的，而技术发明是应用自然规律解决技术领域中特有问题，具有鲜明的应用价值。

因此，衡量是不是创新，主要看一是要有新的东西，另外要有新的价值。如果一项技术发明没有实现商业化，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则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黄卫伟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高级管理顾问、首席管理科学家黄卫伟：

企业创新首先要解决激励机制问题

创新的主力还是现有企业，特别是大企业，但大企业的大规模商业化技术创新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只是加大研发投入，因为它同时还面临两个持续的管理挑战：即怎么大规模吸引、留住和激励高素质人才，充分释放各类人才的创造潜能？怎么管理大规模的商业化技术创新活动？

解决这两个企业创新的基本管理问题，首先要解决激励机制问题，华为发展到今天，在几百亿美元收入的高基数上仍然保持着高增长的势头，根本原因是不断改进创新的激励机制，运用价值分配这个杠杆，充分释放干部员工的创造潜能。

社会经济创新要求对不适应新经济形态的旧经济结构进行调整，而经济结构的调整要求要素的市场化流动与之相适应，社会经济创新如此，企业创新也不例外。企业创新要搞活人员在企业内部和外部的流动机制。

创新就是生产率提高的过程。因此，大规模商业化创新还要依靠先进的管理体系。机制促进管理，管理创造效益。大规模商业化创新不仅依赖持续投入，厚积薄发，而且要依托先进管理这个大平台，才能有效地整合各种资源，聚焦实现技术创新的重大突破和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功。技术创新与管理变革是推动企业发展的两个轮子，二者不可偏废，不可或缺，要让它们一起转起来。

来源：南方日报